平和的住民，若按照時間區分，可分遷居前與遷居後。遷居後視其社會生活又可分為(一)開拓期(1968－1976)，(二)適應期(1977－1981)，(三)開放期(1981－1986→)。
A.遷居前
前面已提過平和村有兩次的遷移。第一次的大遷移已構成該村人口數量上之銳減(註20)。根據1951年12月的統計資料，總戶數又已增
加到128戶，男270人，女262人(註21)。可是從這一年起，戶數及人口又逐漸減少。1956年12月有90戶，男253人，女245人。1961年12月之總戶數有62戶，男220人，女210人(註22)。一直到1968年3月23日，舉村遷移至現址之總戶數為53戶，人口278人。17年的光景就有如此大的變動，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幾點：(一)交通不便，(二)土地貧瘠，不易耕作，(三)教育機會少，(四)醫藥不濟，(五)生活發展遲緩。因此為了彌補以上諸問題，住民移住距平地不遠的瑪家、涼山、佳義、萬安、佳平、武潭等村落。(註23)
排灣族社會組織的部落政治制度，完全建立在貴族統治的原則上(註24)。社會活動都在頭目的領導下，靠著他們不成文的法律維持一切(註25)。不過，社會制度雖強化了貴族與平民的分野。但是，以整體村落的利益和一體性而言，貴族與貴族，貴族與平民，平民與平民，親屬與親屬之間的關係，是一種互惠的社會結構(註26)。部落裡無弱肉強食或行乞的變相的社會(註27)。頭目(Kavusaman)擔負的道德責任(或說義務)，凝聚了庶民其強而有力的向心力。因此，住民的關係是緊密相連而富有濃郁的人情味。外表看來是階級性、但不分立，是有層次性，但不失其一體性。團結、榮譽感、內聚力的情操，構成了住民對村落各項活動的原動力。這種社會特徵在宣教初期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。
本網面資料源自：
賴朝財(Zengror•Vuluk, Tanubak)
玉山神學院畢業論文
排灣族平和村原始豐年祭福音化之可行性
1987年6月2日 |
